英国《每日邮报》报导称，林育群个子不高、身材圆润、留着一头西瓜皮发型，脖子上还戴着红色蝴蝶领结，演唱惠特妮·休斯顿的畅销歌曲《I Will Always Love You》时，让所有评审跌破眼镜。演出视频在YouTube上更有超过16万的点阅，并被美国知名八卦网站Just Jared报道。同时，Lin Yu Chun（林育群英文名）也成为热门关键词。

身体圆润的林育群被歌迷们戏称为“小胖”，他是一个其貌不扬但却有着鸿鹄之志的男孩。低微的出身、窘迫的生活并没有让这个有梦想的男孩屈服，他用借来的学费参加了一个业余的培训班。在父母和常人看来，他的理想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但正是这位个子不高、身日圆润的大男孩用他的歌声震撼了整个世界。

小胖的走红让我们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同样是草根明星，为什么英国有苏珊大妈，台湾有“小胖”，而大陆却是兽兽、凤姐、曾轶可呢？因为大陆没有一个电视台会认为小胖这样其貌不扬的男孩可能走红。在他们的眼中，大陆的观众只会追捧那些不穿衣服或者长得充满奇迹的草根明星。低俗的文化定位成了娱乐媒体先入为主的观念，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更让他们坚定了这种信仰，于是像“小胖”这样的艺术天才便在大陆绝种了。

大陆的电视台对“我播什么你看什么”的信仰十分虔诚，他们对观众的需要往往都是先入为主的。他们认为 “超男快女” 只有充满争议性才能引起观众的注意，才能提高收视率，所以像曾轶可这样不会唱歌的人走上了银屏；他们认为民众有对“性”的渴求，所以兽兽这样的艳照明星成了焦点人物；他们认为民众有爱情的渴求，所以凤姐这样的自恋明星成了网络红人。传媒公司坚信着，没有争议就不会火，没有个性就不能红。所以一些长相大众的艺术奇才们被拒之门外，而长得很“个性”的草根们却成了选秀明星、网络红人。

是什么成就了这种畸形的文化呢？大陆的媒体通常会将责任推给观众，认为是低俗的娱乐需求造成了这种畸形的文化。然而在一个民众没有娱乐选择权的社会，媒体的引导就等价于观众的需求。长期的畸形体制让中国的百姓对待电视节目的要求很简单，“你播什么我就看什么”。于是，电视台和网站们就利用民众的这种心理，把一些“个性”的超男快女推向银屏，然后通过短信投票的形式骗取观众的金钱，最后还要将“低俗文化需求”的帽子扣到老百姓的头上。

其实，中国不仅不能培养出优秀的艺术人才而且也不能培养出杰出的学术人才。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提出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老还感慨到：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钱学森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中国之所以培养不出艺术大师是因为缺乏对艺术的尊重，同样的道理，中国之所以培养不出学术大师则是缺乏对知识的尊重。我们的教育改革进行了好多年，但是越改越乱，越改越腐败。虽然中央下定决心撤换部长，但是简单的“走马换将”是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我们总是想从制度上实现对学生的“素质教育”，然而长期养成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态度让一切常识都只能以失败告终，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制度是毫无破绽的。

中国的学术造假似乎从另一个侧面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造假”其波及之广、影响之深让世界都为之瞩目。一方面，我们期望着新的大师的出现；另一方面，我们的教授们却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如果说中国是世界商品的加工厂，那么中国教授就是世界论文的拷贝厂。教授们白天忙着到电视台走秀，晚上还要熬夜复制“别人”的论文，忙碌的生活为他们带来了可观的经济财富。然而，在这样的导师引导下，中国如果能出现一个学术大师，那就算是世界第九大奇迹了。

中国的百姓似乎也已经习惯了专家教授们对产品或事件的点评，谁出钱专家教授就为谁说话的道理也不再是什么新闻了。当“叫兽”成了教授的代名词，“抄袭”成了教授的主业，又有谁还会尊重学术的权威呢？温家宝总理曾说过，一个民族有一些仰望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可我们的学术权威们仰望的却是人民币，学术也只不过是获得人民币的一种途径罢了。

教授们忙着仰望，学生们忙着论文，这样的仰望只会带来“一代不如一代”的悲剧。我们的教授何时才能安下心来给学生认真的上一次课呢？恐怕单纯的制度改革很难改变教授们对人民币的仰望。我们当前最需要做的事就是恢复人们对知识的尊重，重新树立起学术的崇高地位。只要当民众形成了对知识的敬畏，我们民族才能出现仰望天空的大师。